我将选修课的标准调整为：A.时间与小西课程同步且在同一教学楼；B.地理位置上和小西同步，即我下课时，可以看到他踏进这个教室，或者他上完课，我可以走进他的教室理所当然地跟他聊聊天，再准备上我的课；C.老师答案方式应满足我的智商要求；D.老师不可长得对不起学生，道貌岸然都没关系。以上A和B必须满足一项，C为必选项，D为附加选项。
这样一筛选，我痛苦地发现，作为一个德语学生，而且对艺术兴趣为零的学生，只有一门《俄罗斯艺术史》待选。它符合我列出的A、C选项，实属不易。
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上吧！
大一生活就这么无厘头地开始了。
从小学开始，我就比较喜欢上第一堂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师都不会讲正题，不讲正题就不用动脑子。尤其是专业课上，老师把德语是个什么样的语言、他们在德国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，还有王家短李家长的琐事足足讲了两个小时。我实在很佩服老师的倾吐欲，恨不得这一学期老师就这么倾吐下去。
然而事实上，从第二堂课开始，我们就变成幼儿园的学生。所有人开始对着一堆字母练习发音，往往一个字母在课堂上纠结个半天。要命的是，回到宿舍，会发现整层外院宿舍的人都在练习字母发声，到处都能听到单音节的“啊——”“待——”之类的无意义的音。要是有人不小心上我们这楼，还以为进了精神病院。
我很崩溃地想：北大出疯子这句话，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。
对学校的新鲜感还没消失殆尽，第一个月就匆匆过去了。
我开始慢慢习惯了三角地疯狂的社团招新活动，习惯了超市门口“包子大叔”敞亮的吆喝声，也习惯了每次去上《俄罗斯艺术史》期待和失望的心情。小西一般是踏着铃声进的教室，而《俄罗斯艺术史》的老师不延迟十分钟下课都觉得亏似的，我连跟小西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，更别说拉近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了。
又一个星期三的清晨，我起了个大早，去上文科计算机课。其实我对计算机也没什么兴趣，而且这课都在早晨八点，要按照以前，我是死活都不会准点上的。但年轻的计算机老师在第一节课就说：“其实计算机这门课很简单，很多人电脑玩得比我还好。我也是第一次授课。很不幸，这门课被安排在早晨，挺对不住大家的。所以要有人觉得自己计算机没什么问题，也可以不用来上课。”这段话老师连续说了四节课，课堂上的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只剩下十个人。本来几百人的教室一下子浓缩到这个比例，计算机老师也没料到下降速度如此之快，但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，除了以后不再飙类似不用来上课的狠话以外，他还很不幸地记住了这十个人的名字，而我就是这十个人之一。我那叫一个后悔啊。以前是想着我的实力不够，怎么着也不能和其他高智商的人看齐，后来等我开始动摇着想退时，又觉得年轻老师看人数几何级下降时受伤的神情挺可怜，又坚持了两周。没想到现在这十个人便成了老师的命。真是骑虎难下啊！
